世人长长羡慕秦军作战勇猛，喜杀好战，将士离家开赴战场时，一家人前来送行，父母叮嘱，妻子念叨，最殷切的话语，是鼓励儿子丈夫杀敌立功，早日获取军功爵。而赵昺还知道后世也曾有过这么一支由农民为基础组成的军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为什呢？说到底还是利益所在，他们可以从战争中即获得了经济利益，地位也同时得以提升。

秦军战士在前线，一旦斩立功，就能获得了爵位，按照秦的军功爵制，官职与爵位挂钩，一定等级的爵位相应于一定等级的官职，爵位和官职之间，相通互用。通知书当即由军中火送出，传送到获爵者所在的县。三日之内，以土地田宅为主的各种待遇就要落实到户，否则，地方官将受严厉的处罚。那种雷厉风行的有效治理，政策带来的优待实惠，光宗耀祖的自满自足，法令所生的激励动力，成为了驱动战士上阵的动力。

所以爵位就是等级身份；土地田宅，是经济财富；官职，是政治权力，三者合起来，几乎就是当时社会资源的总和。高帝五年诏及其相关法令的颁行，是新建立的汉朝政府，对于社会总资源所进行的再分配。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先根据军功的大小确定军功爵的高低，再根据军功爵的高低确定分配量的多少。

就社会身份之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依据不同的军功，获得了二十等军功爵中的不同爵位，独占了汉帝国尊显的社会身份。在西汉初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职，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以丞相为的中央政府阁僚，中到各个郡县长官，下至乡政府的低级小吏，都是拥有不同等级爵位的在职或者退役的将校吏卒，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就经济财富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根据以功劳行田宅的原则，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占有了汉帝国绝大部分的土地田宅。就政治权力之分配而言，集团的领刘邦有最高的军功，又有公平主持分配之最厚的德行，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据军功的高低，集团的成员们分别获得了诸侯王、列侯、大臣、各级官僚、官吏之职位，掌握了汉帝国的各级政权。

西汉经过长期战争夺取了天下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对于社会总资源实行了彻底的再分配，由此顺利地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新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权力、尊显的等级身份和大部分经济财富。

不但是汉帝国立国之初社会构成的厚重基干，也是天下秩序由战乱转向安定的人事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阶层，由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以尊崇军功为价值导向，实现了权力的再分配。实际上，有汉一代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始终贯穿这个新社会阶层的踪影，也影响到后世的政体走向。

同样，宋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计，打压了军事集团，抬高了士族的地位，形成了以士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明朝的朱元璋却是通过一场场屠杀，将新贵们清除朝廷，独树皇家的权威，重新建立起独裁的社会体系；而清朝则是靠屠杀和招抚将中原的统治阶层变成了自家的奴仆，达到本族统治异族的目的。其后……大家都知道了……

当了这么几年头头，赵昺也算是体会到了一个当权者的苦处，他不仅要权衡各个势力的利益，摆平利益集团间的争斗，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这不仅是刺激那么简单了，也非艺术那么文雅，而是要调动人的所有智慧，不惜展现丑陋的人性，睡觉都得半睁着眼，时时保持警惕，免得失去权力。说实话这个过程不亚于打一场没有尽头，却又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过赵昺觉的此时坚持‘军改’还是有空子可钻的，且不会引起更大的反对声。一者海南向来是荒蛮之地，被当做流放罪犯的胜地，虽有被流放至此的苏轼、李光地及有识之士大力展教育事业，但与内地相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且许多人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因而来自当地士族的反对声音会很小。

其次，江南已经沦陷，实际已经是国破家亡，礼乐崩坏的状态，加上许多‘名臣’官僚望风而降，投靠元朝，使得士族的声誉大受影响，反而是那些誓死不降，血战到底的武夫们更受到世人的称颂。再有忽必烈又对江南士人怀有警惕之心，对他们进行打压，弃而不用，让他们威望大减，处于惶恐之中。

再有，行朝迁琼后，许多士人随着迁到此处，并在朝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但是基层却多是赵昺提拔使用的乡绅和胥吏，使他们的影响还只限于琼州城范围之内。而仓促成立的行朝之中，其实称得上鸿儒大家的并没有几个人，而他们还需依附在自己的羽翼下，并在武人的保护之下才能生存。这从陈宜中出走后，张世杰的武人集团能迅掌握朝政，以6秀夫为的士人集团却无能为力便可看出其式微到何种程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赵昺以为趁形势混乱，士人在朝中式微，复国又需武人出力的情况下，士族应该能看清局势，不会对自己的适度提高武人的地位做出过于激烈的抵制。再说自己也做出了妥协，已经加强了兵部的权力，削减了枢密院的职能，也算得到了一种平衡。所以现在正是推进军改的难得机会，而自己就一定要抓住新旧之交的良机。

“陛下，该起了！”正当赵昺思虑良久，暗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时，苏岚不知何时已经起身叫起了……